我叫铁木，和我认识的六千万个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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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木，中科大本科，斯坦福博士，现在在一家国际能源公司管理与美国高校及知识产出机构的合作与创新。
这个时代节奏很快，可能好多人已经忘记谁是范雨素了。所以我也想讲一点故事，因为她文章里三种类型的人，碰巧我都很熟悉：范雨素她本人；她远在农村的家人和不在身边的孩子；和她住在高档别墅区里的雇主及其所谓的“如夫人”。
那故事就先从别墅区里开始吧。
1. 北皋村的别墅区
2012年我从国外回北京工作，公司非常慷慨地帮我在一个别墅区租了个大约300平米的房子。别墅区位于东北五环和机场高速交叉口，名叫北皋村，大约在范雨素所居住的皮村往西十三公里。在北京的郊区，像北皋村那样的情形非常普遍：有点像城市，也有点像农村，有很多拆迁或未拆迁的当地农民，但十倍的是租住在农民家里的外地打工族，同时也杂乱无章的到处安插一些高墙围起来看不见里面的别墅区。
因为被高墙围起来，所以会显得神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可以有各种脑补和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央似乎有政策，要把一些小区的道路对外打开，以方便交通减少堵塞。当时网上就有言论，希望能把别墅区的高墙也打开。
而我在里面住了四年，自然就不觉得有什么神秘了。外面人一切的想象，可以是准确的，也可以是不准确的；高墙里面的人和事，其实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
小区里200多户人家，有自住的，也有像我这样租赁的，当然也有空置的。我认识的人家也不多，有生意人，有明星或艺术家，有外国使馆的，也有些企业的管理人员。我相对熟悉的几个，一起聊过天或打过球的朋友，有从电视台辞职自己做生意的，有画家和演员，有从外企跳进 BAT的管理人员, 有并购律师，有知名商学院的教授。大部分人似乎都是正常的家庭，原配的夫妻，共同的孩子。大部分人似乎都是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以及常常出差不在家。当然那些使馆的租户有点不一样，他们似乎经常会有一些时间，请朋友吃饭喝酒烤肉。
小区里很多人家都会养狗。遛狗的和带小孩的，的确常常会是阿姨。很多人家会有一两个阿姨。稍微夸张一点的，如果有两个孩子，会每个孩子一个专职阿姨，再加一个烧饭卫生的阿姨，再加一两个司机。小区里大概十几个保安，十几个园丁，另外常常出现的就是骑电动车送快递送外卖的小哥，以及常年不断的穿着橙色衣服的装修工人。这些人各种年龄都有，从20多岁到50多岁，但基本看不到他们的家庭，更不用说他们的孩子。
所以园区里，的确感觉折叠着的是两个平行的世界：住客和他们的家庭及宠物；以及围绕他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人群。
但奇怪的是，虽然是平行的世界，但基本上算是个和谐社会。保安也会逗逗在外面玩耍的孩子。过年的时候，物业会给物主租户保安园丁们都发些慰问品。阿姨们也有假期可以回老家过年和探亲。有的阿姨会和雇主一家人一起出行，包括国外的旅行。我深知人的复杂性，知道没有特别的好人或特别的坏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因此邻居之间而言，如果外表上行动上能做的像个好人，就基本上能算个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邻居们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在小区居住的四年里，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有几次家门口被邻居的车挡住了，自己的车出不去。至于有没有特别奇怪的人，邪恶的人，霸道的人，道德败坏的人，那我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哪家有范雨素描述的那样的“如夫人”，我不认识，也许有，但如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也算是别人的隐私吧。
我2016年被公司调到美国，离开了那个小区。离开前与大学同学喝酒道别。同学问，2012年回国的时候买房子了没。我说没有，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太贵了。同学叹息道：那你这4年工作的辛苦，算是白干了。我想是的：公司给我租的房子，房东2008年买的时候花了500万，我2012年搬进的时候大概1200万，2016年搬出去的时候大概1800万。北京外地打工族大约七八百万人，工资几千非常常见，如果他们买这样的一套别墅的话，不吃不喝，大约需要从清朝开始做起。
2. 切换到遥远的安徽农村
别墅区的故事先讲一半，换一个话题来讲讲我自己的来历吧。
我来自范雨素所描述过的遥远的乡村。先套一句话总结一下，我原是本粗糙的书，却被装订的有点华丽。
我的父亲和伯伯，是他们村里那一代仅有的大学生。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非常稀奇和珍贵。他倆1964年同时毕业，伯伯去了天津大都市，父亲回到安徽农村，从此有了非常不同的人生轨迹。
我小时候家境非常艰苦，但可能同时被父母和两个姐姐（以及以后的姐夫）所娇惯，虽然物质上穷困，但总能得到家里相对最好的物质，因此提前对钱不太敏感，从小迷恋所谓精神的追求。比如小时候，没钱吃饭但有钱买很多杂志和书，包括各种名著。高中时衣衫褴褛，却任性的染上了奢侈的集邮爱好。再之后加上名校和学位的包装，于是就有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清高和偶尔泛滥的理想和情怀，而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成年之后。以至于一个朋友曾经说，你是一个心里住着李白的杜甫。这个评价让我暗暗得意很久。
而范雨素横空出世之后，我突然觉得，这种评价用于她似乎也很合适。
和范雨素的老家不同，我的老家离市区非常之远，所以不存在拆迁的问题。我所见到的，是年轻人的逃离和人丁的冷落。小时候的朋友，有去县城的，有去省城的，也有去北上广深的。有的人孩子留在家里，也有的人把孩子带到外地，可几乎无一例外地，最晚在高中的时候，都会要把孩子送回来，因为必需要回原籍高考。一个外地人，可以从20岁干到50岁，可以在上海种一万棵树，可以在北京铺一百公里的地下管道，可以在深圳贴十万块瓷砖，但当他的青春不再，当他的孩子到了高考年龄的时候，他还是会发现，他们身上唯一算数的还是那块生而具有的外地人的标签和烙印。
3. 我在别墅区的四年生活
20年前的中国，农村的孩子有三条典型的道路：随便读一点书然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去外地打工；参军；读书跳龙门。用世俗的眼光看，我一直都走对了，连跳四次龙门：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考上美国最好的大学；进了世界500强的公司；回国工作并且租住在北京最隐秘的别墅区。
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农村的孩子，就算已经连跳四次龙门，在这个小区里还是差不多最穷的。这就是中国这20年来飞速发展的神奇之处。所以在小区折叠着的两个平行的世界里，我发现自己是少数的几个可以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来回切换的人之一。有好几个例子。有一天傍晚快天黑的时候，我在家门口来回踱步，胡乱的思考人生。邻居家的司机问我：你也是到现在还没有下班吗？显然是把我当成司机了。还有一次，我自己独自开车，去和睦家看医生。在门口保安问我：你是来接人的吗？我说我是自己来看医生的。最奇特的一次，是去邻村何各庄村的红砖美术馆。保安直接把我放进去了，而把我的家人拦住让他们买门票。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以为我是进进出出的装修工人之一。
我的司机王建国是一位北皋村的本地农民。因为没有拆迁，但是有可能拆迁，他把他的平房加盖到了两百多平米，隔成一个个小间，每间两三百块租给外地的打工仔打工妹。王建国话不多，但对生活有观察有见解，偶尔冒一两句话都有内容有意思。他说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屋子里全是百元大钞，就高兴地开始数钱，怎么数也数不完，于是就雇了两个美女助理，来帮他一起数钱，非常开心。
王建国说外地打工仔也扎堆，比如北皋村的安徽人多，而黑桥村四川人多。我问他家里住的打工仔，都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其实那些人也都是老实本分的年轻人，讲义气，唯一的不好就是晚上喝完酒以后，本来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亲戚，称兄道弟，有时候一言不合就能打起来，桌子都可以掀翻。
我住的那条街，有一家有一阵子老在装修，其实说白了是违章加盖。每天早晨有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司机，开着个破面包车，把装修工人们运过来，晚上再把他们接走。白天他似乎就在那待着，也不做什么事。有一阵子我看他老在车子旁边织毛衣，觉得还蛮奇怪。后来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李阿姨告诉我，说他一年只见到一次的农村的老妈妈去世了，留下一件没织完的毛衣，他就找人去学，想把它织完。
“其实他以前有个老婆，很漂亮，在餐馆带位的”，李阿姨又说，“后来嫌他不上进，挣钱少，加上又老不见面，就和餐馆的大厨出事了。戴绿帽子这种事，是男人最忌讳的，可他还是想留住老婆，可女人的心一旦变了，就算他不在乎这种事，也是拉不回来的。”
其实类似的事，北京四年，我不知道听了有多少。对于打工族的贫困夫妻，见到很多男人有个不安全的心，女人有个不安分的心。而很多有钱人，则正好相反：男人有个不安分的心，女人有个不安全的心。总之不论富人穷人，都有个不安的心，唯独难得平静的心。
那种不安和躁动的心，在别墅区旁的工地里我看到了极度的表现。每到夏天的时候，别墅区旁大概500米处，有一条死胡同，每天晚上有各种各样的三轮车，会载了各种各样便宜的货物过来售卖。也有简陋的5元钱理发摊。
晚上7点左右，方圆两三公里内建筑工地上的男人们，都会蜂拥而至，从20岁到60岁不等，很多人光着膀子。他们游移的眼神，除了看那些廉价的袜子鞋和衣服以外，也会饥渴的定格在个别摊位上，定格在那些“精英”的眼光里难以描述为美女的其实有皱纹的身材走样的中年女人身上。那种燃烧的饥渴，目光的呆滞，让我感到丝丝凉意。
而富人们是另外一种不安。一个邻居的孩子，非常优秀，在美国读了大学和硕士，工作了两年后回到中国，因为觉得这里有更广阔的空间。他极度不安，非常焦虑，觉得职业发展太慢，时间太少，觉得自己虽然结婚但是其实不适合结婚，因为就算把时间全部放在工作上都不够。
有人回国，也有人离开。在小区的四年里，不停的有人移民，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欧洲新西兰哪里都有。有一个邻居，孩子哮喘，每次雾霾都非常痛苦，最后忍无可忍就移民了。当然每个人移民的原因可能都不同，第一我不去问，第二就算我去问他也不一定告诉我真话，所以我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每年都有人全家离开，就那样消失的不知踪影。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个在农村的婶婶，她和四个成年的孩子，也都全部搬去了浙江，留下在安徽农村的两层房子和一把铁锁。
4. 回过头来，说说范雨素
北京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在北京莫名其妙的掉到了一堆精英的圈子里。这些人有教授有创业者有艺术家有投行和咨询的聪明人。每次聊天的热门话题，莫过于投资，VC,大数据, 众筹，风口，和风口的猪。
有一次在紫云轩喝茶，依然是有人分析国家大势，说他隐隐的担忧，是国家缺乏方向，精英缺乏安全，底层缺乏希望。我说你说的那么复杂，我听不懂，我只有一个观察：在我的小区里，在那个平行的世界里，有一点是共同的，富人们很忙，总不在家，没时间陪自己的孩子；穷人们在带富人的孩子，也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大家和自己的家庭都是聚少离多，大家都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那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周围，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我有很多可爱的精英朋友，范雨素的文章一出来，立刻感动的痛哭流涕，好几个都在问我，怎么样才可以帮到她？可我心想，你帮的过来吗？中国有六千万个留守儿童，那就有六千万个范雨素。而范雨素也好，如夫人也好，娶了如夫人的人也好，每个人都有爱和痛，都有喜悦悲哀和烦恼，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有多少是他们自己可以主宰的，有多少是他们无法主宰的？他们自己可以主宰的部分，他们当可自己帮助自己，外人顶多是帮助他们帮助自己；他们自己不可以主宰的部分，外人又如何去帮助？因为也许只有系统和体制才能去帮助他们。
至于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才可以让范雨素与她的孩子常年团聚，这显然是远远超过我的智慧。可是因为有着六千万个范雨素，我觉得应该值得有很多比我聪明很多的人去认真的探索这个问题。
在他们探索出来之前，我想一切都会照旧。因为毕竟，范雨素虽然出名了，但也许很快也会被淡忘；因为毕竟，中国还有六千万个范雨素，而我们已习惯了淡忘和麻木。
本文来自作者公众号：铁木客厅（timur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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